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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入“PC时代”
2004年3月26日 宏达管理软件下载定制开发服务在线 浏览选项:   出处:计算机世界
“如果众多软件企业接二连三地把车子开到了麦城,而失败的原因又惊人的一致的话,这个产业就到了大变革的时候了。” 

“如果众多软件企业接二连三地把车子开到了麦城,而失败的原因又惊人的一致的话,这个产业就到了大变革的时候了。”西部世纪软件总经理刘洪涛是在回顾“三年前做得‘很痛苦’的一个ERP项目”后说出这番话的。“很痛苦”的原因是系统开发速度跟不上用户需求变化的速度,交付时间一拖再拖,费用越滚越大,“到最后,我们的费用已经翻了一番”。  

浪潮通软副总裁魏代森说起类似经历来也直摇头:说不赔那是假的,我们就赔过,在一个棉纺厂还赔得很历害。最难忘的是2001年,“我们把30个开发人员封闭起来苦干了一年,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做起,可等系统开发成功,市场早已面目全非了”。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技术委员会主席谢晓解释:由于企业的技术更新越来越频繁,业务转型和业务规则的修订越来越频繁,“往往一个系统还没开发完就已经过时或满足不了企业需求了”。这个难题导致软件二次开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本来就不高的那点利润在这种“永远的Delay,永远的Bug”中消耗殆尽。 

厂商走麦城,用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山东晨鸣造纸集团上马ERP项目,竞标的厂商很多,但一年后那家好不容易中标的厂商却“不做了”,理由是“我的成本费用已全部花完,再做下去就亏本了”。晨鸣只好进行二次招标,又拖了一年多才用上。 

南海保力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的折磨更大,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庆林告诉记者:他们上马“南海国际物流协同工作平台港口社区系统”,历时两年半,前前后后竟换了三批软件商,耗资上千万元。唐对这段经历的感慨是:“没想到IT黑洞这么深。” 

从“攒PC”到“攒软件” 

很显然,软件商破解上述难题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变成“快鱼”。而变“快鱼”最便利的方法,莫过于提高软件的复用率,用现成的软件构件组装系统,“即插即用”。而当“组装”成为软件产业的潮流时,一个新的软件商业模式便问世了。 

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把这种模式比喻为“攒软件”。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浪潮通软是如何“攒软件”的:屏幕上,一个ERP软件被分割成花花绿绿的三大块,底层是通用标准模块,中间是制药、化工、纺织、造纸等行业模块,顶层是一块块参差不齐的橙红色,那是用户的“个性化”部分。王说这叫“6+3+1+X业务模式”,其中通用标准模块占六成,行业专用标准构件占三成,“这都是可以买来就用的”,必须由自己开发的“个性化”东西只占一成,X是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他断言:目前这种组装式生产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生产方式。如果说“攒PC”是今天PC生产的主流,那么“攒软件”就是明天软件生产的主流,“软件进入了PC时代”。 

西部世纪软件刘洪涛用“搭积木”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他们的模式是“柔性平台”,就是把软件开发看做一条柔性装配生产线,可以针对需求的变化灵活搭积木。柔性平台大量使用标准组件,“不管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开发的,我保证用这条线快速装配出用户需要的产品”。 

南北软件公司的叫法是“架构式平台”。这个平台“由功能更细分化的一个个部件组成,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独立使用,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口又可以实现相互间的无缝集成”。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则强调“构件化”,这些构件一来成熟,二来都有规约化接口,“可以针对不同用户任意插拔,这一家用户打一个包,那一家用户打一个包”,开发的速度大大加快,第三方集成也可以随之快捷起来。谢晓说软件产生只有到了应用“标准化构件”进行大规模组装的阶段,这个产业才算真正成熟了。那种由开发人员一行一行编写程序代码的工作方式不管集聚了多少人,也不管该程序代码的工程如何巨大,都不能说是产业化开发。 

新模式已在国内初战告捷。浪潮通软早先推出一个新产品需要两年,用了新模式只需8个月左右。西部世纪软件用上了“柔性组装”之后,人工成本降至传统开发模式的1/4。总之“变革非常大”,魏代森说。 

对新模式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用户。记者拨通了广东省南海市保力得物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庆林的电话。 

唐属于那种对IT“情有独钟”的一把手,“‘南海国际物流协同工作平台港口社区系统’从2001年立项到实施,从头至尾都是我负责”。他说承担第一次开发的软件商实力强大,“派来的团队是国际型的”,但开发的系统中看不中用,主要是可扩展性不好,而这个物流平台涉及海关、商检、码头、货主、船舶公司等方方面面,不灵活是无法适应的,只好忍痛割爱。第二次开发换了家小一点的厂商,还是不理想,主要是系统框架不合理。第三次进驻的是广州一家公司,规模名气都不大,却很熟悉物流业务,特别是采用了构件组装模式,“一块一块地镶嵌起来”,不但开发速度大大加快,维护和修改也很方便,“一个普通大学生进来,培训两个月就能熟练管理这套系统”,即使骨干跳了槽也用不着担心了。现在广州海关正准备推广该系统。  

其实,“组装软件”的思想早在1968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真正成气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国内还要晚一些。东软总裁刘积仁说现在世界上有超过1000亿行的代码正在被复用,东软也拥有了超过1000万行的代码资源,“复用率的高低已直接决定着软件企业有没有利润”。回顾经典产业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成熟产业无不具备“装配化生产”、“第三方零配件市场”和“可通过零配件的更换对产品进行维修”三大特征,且分工越细致,专业生产的程度越高,总体生产效率也就越高。软件产业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软件生产的“产业化”不应当是“大兵团”作战,而应当是一个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作业,其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在一个开发平台上通过预制和定制多个软件构件(中间件、模块),按用户的需求进行拼装和集成。Gartner Group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2005年至少70%的新应用将主要建立在如软件构件和应用框架这类构件的基础上”。 

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末求伯君卖车卖别墅上WPS97,要与微软一争高下的悲壮之举,只可惜豪情难敌微软的实力,“软件英雄”时代那种作坊式“工艺品”小生产亦难敌大产业模式。求伯君当时讲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无法按国外的开发方法组织生产,那样成本太高。但长远看“PC化”的组装方式恰恰是真正节约的方式,软件的“英雄时代”也正是在它面前才最终画上句号的。 

游戏规则的“颠覆” 

如同迈克尔·戴尔最津津乐道的“直销”模式重构了企业信息系统、采购方法、市场需求预测模型和传统的PC销售规则那样,软件生产的“PC化”转向也在改变着软件企业的生产研发和服务模式,改变着软件产业的分工格局和游戏规则。 

不管“攒PC”还是“柔性生产线”或“构件化平台”,决定新的商业模式能否成功的都是两个关键点:第一,可复用的软件模块的开发水平和商业化程度;第二,如何处理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的矛盾。  

关于第一点,虽然多数人都熟知“永远不要重新发明轮子”的道理,但在软件产业不成熟,缺乏相应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链条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软件的“轮子”。现在不一样了,“那种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的小软件在网上已经很多了”。刘洪涛说他们公司的管理软件中,很多工作流的组件与控件都是买的,譬如“报表定制”、“修改留痕”买现成的,很好用。如果自己开发,不仅成本会上升十几倍,更耽误了工夫。“当然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些不错的管理组件也在向外卖,有买有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兴山认为,“软件的PC时代”讲究的就是产业分工。浪潮通软公司已经决定配备专职搞“采购”的人员——这些人的业务就是“到网上转,到圈子里转”,看哪儿有合适的“软件构件”,货比三家后拣性价比好的买回来,作为零部件“组装”到自家开发的产品上。今后要“像采购硬件那样出去采购软件的配套件”,及时发现软件市场上的“CPU”和“显示器”,快速组装成客户需要的新产品,就像PC一样“拿来快卖”。 

关于第二点,浪潮通软魏代森认为,对于“用户需求变化太快”这一点你无法抱怨,“变化是永恒的,而且会越来越快”,厂商要做的只能是适应这种变化。借鉴组装PC的思路把软件系统分分层次,就是适应变化的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般来说,用户界面层和数据层变化慢一点,而业务逻辑层的变化要快一些,“那我们就把易变的这一部分剥离出来做特殊处理,而把相对稳定的那部分用通用性组件来搭建”。当然,组件“颗粒度”的大小要把握好,太大了拆分搭配不灵活,太小了组装太麻烦,系统可靠性也差。 

总之,“软件的PC时代”讲究高度的工具化、标准化,以及工程学方法的应用,今后企业的生存将取决于其业务流程能否按这种模式重组。东软刘积仁就此认为,软件“高科技”的光环似乎正在褪色,“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划分越来越模糊,制造业的管理经验开始成为软件企业学习的新课程”。 

广州云科迈讯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楼新平接受采访时评价,软件开发PC化的方向是明确了,但“国内软件企业的理念和基本功却不到”。第一是对“玩组装”还不习惯,不少企业游离于专业化分工之外,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第二是短期行为。很多小老板靠关系拿到一点订单就急于完成项目,舍不得下工夫打基础。构件式开发模式“搭积木”时很快,但是它的前期投入却是很大的。广州那家公司跟踪南海的物流系统一跟就是两年,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做的构件才达到了成熟模块的水平。第三是国内高层次的系统分析师与架构师严重缺位,这也影响了构件开发模式的发展。 

西部世纪软件总经理刘洪涛认为,硬件制造的工业标准化进行了100多年才形成了今天的气候,软件要走到这一步也需要不少时间。譬如现在做软件平台的企业很多,到底谁能成为标准?大家对平台的理解也不同,“我们就不认为存在通用的平台”,不同的行业应该有不同等级的平台。现在大家都去开发平台,免不了会有一场平台之争。 

看来,要想像“攒PC”那样“攒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瘦身运动”VS“多元经营” 

明里暗里,中国软件业的“瘦身运动”与“多元经营”之争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着。软件进入“PC时代”固然不会终结这场争论,但它却可以提供思考这场争论的一个新视角。 

我国台湾省的一位软件专家日前到位于南京的江苏软件园考察,在细细浏览了园区展示厅内某企业展板上罗列的“系统集成”、“管理软件”、“游戏软件”、“通信软件”等十数项“互不相干”的业务后扔下一句话:“这个企业还没长大。” 他在随后的讲演中强调,大生产模式下的软件企业应当“专精”而不是“多元”,“做软件,关键是准确定位”。 

西部世纪软件总经理刘洪涛接受采访时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是说的一种投资理念,要是在软件开发上也这么做你必死无疑。在营销模式上,大众化软件还好说一些,可以“像卖香烟与可口可乐那样去做市场”。商务应用软件就不行了,它强调的是售前售后服务能力,需要提供专家式的服务,“你总不能让一个公司既有卖可口可乐的能力又具有管理三峡工程的能力吧”? 

“现在的很多企业是有项目就做,有钱就挣”,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它不专注,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多项目你看着别人赚钱,你去做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软件这种专业性强的行业更要经常想着瘦身,否则“一不留神,就胖得没谱了”。  

至少在理念和舆论上,时下这种“软件企业瘦身”的观点是得到多数经理人支持的。金蝶总裁徐少春评价,“中国软件产业做不大的原因就是分工不明确,一个软件公司试图做太多的事情”。徐曾提出过“全面向行业进军”和当中国ERP市场“秦始皇”的口号,但去年他改变了主意,说“秦始皇缺少一种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合作”,金蝶将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找回来。 

创智集团总裁丁亮在该公司成立10周年庆典研讨会上甚至发出了“我绝对不赞成多元化”的誓言。他分析说,我国软件企业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快速膨胀与多元化,二是创新过度与专注不足。他说他的公司也是这两大问题的受害者,“如果创智从8年前开始就只专注做某一项技术,现在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但多元经营在中国IT界一向很有市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能赚到钱,不要说软件公司在技术开发上走“广谱”的路子,即便它们去搞房地产,搞钢铁,搞保健品,搞日用品,又有什么好指责的?现在国内就有多家知名度很高的IT企业在效法通用前总裁韦尔奇倡导的“多元化精神”,抽出资金去做房地产、金融、风险投资甚至炼钢设备,只不过“它们没去宣传房地产和保健品”罢了。有人甚至断言,国内许多有名的软件公司,其真正自主的软件收入能够占到总收入的10%就很不错了。 

王兴山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务实,允许企业在某些阶段做一些灵活调整,通过多元经营积累点资金。只不过多元化也应当“有原则”,即要围绕着核心竞争力来设计。点击科技总裁王志东在强调软件企业应当“专”的同时也告诉记者,“讲专业化并不一概地否定多元化”,技术开发上的“广谱”“窄谱”之争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能说哪个更适合你。 

与跨行业投资房地产类的所谓“非同心多元化”经营相比,围绕软件等IT主业的“同心多元化”(或称“相关业务多元化”)经营,即便是在反对多元化的经理人那儿似乎也可以接受。刘洪涛说他看过央视一个“对话”节目,有位观众问作为主宾的英特尔总裁贝瑞特:你们做多元化,西安的海星公司也做多元化,两者有什么区别?刘洪涛听后直摇头:“这话外行了”,英特尔的多元化与海星的多元化完全不是一回事,海星先是做电脑营销,后来又做日用品超市,什么都做,是那种不着边际的多元化。现在海星这个品牌几乎从IT业消失了。而英特尔是很专注的,它做PC芯片,又做网络芯片,都是“心脏”,都是“Intel Inside”。为了这个专注,它把MP3这个非常好的业务都卖掉了。“英特尔的多元化是高度相关业务的多元化”。 

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对于“PC化时代”的软件产业来说,“构件”的生产、营销和组装无疑将改变现有的分工和产业链,受其影响,无论“瘦身运动”还是“多元经营”都应当重新思考。按王兴山的看法,“PC化”视角中的中国软件产业“现在还是一个很粗放的产业”,相关企业必须在新的产业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离开基于流水线模式的软件产业的分工趋势,抽象地谈论“瘦身”还是“多元”已没有多大意义。他举例说,软件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专门做“零部件”的公司,像Hyperion、Bo公司的商业智能软件、企业报表、企业绩效管理、数据分析等小软件已经相当成熟,只可惜过去我们不熟悉。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小公司做行业小软件,像煤炭行业的安全管理软件,品牌软件商说拿过来就拿过来。“其实这些很重要,是我们的‘上游’。只有搞明白自己的‘上下游’,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PC化时代”的新机会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冯玉琳新近提出了中国软件业的“中间突破”战略,认为网络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中间件是与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一样的核心技术,在软件生产走向组装化的新格局下,中间件和构件的开发将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新机会:“现在做中间件正是时机,因为中间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垄断没有形成。技术上,咱们也基本上与国外同步,并不落后多少。做中间件还有一个好处,向上可以拉动应用软件,向下可以屏蔽操作系统。”在产业格局上,从中间件和各类软件构件“突破”,还可以带动大批中小软件企业的发展,进而构建整个国家软件产业的核心基础,推进以PC化组装为特征的“中国软件大制造”。而“大制造”已经被证明是中国IT产业的优势和机会之所在。 

其实国内软件生产的“PC化进程”上世纪末已正式启动。北大软件工程研究所、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四川托普集团、上海普元公司等已相继进入这一领域,专业研究推广软件构件技术。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1年重点投资计划中,软件领域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采用CMM管理模式开发以构件、中间件为基础的软件工程化生产开发平台,并建立相应的国家软件库。这期间,专业构件开发和组装式生产模式也为国内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所接受。 

但新机会中也隐匿着新陷阱。对中国软件业来说,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在 “大制造”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创建中国的软件品牌。 

已有人提出,“PC化”时代的软件企业将遵循“购买而不创建”(buy, don’t build)的“开发哲学”,因为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让“一切从头开始”的程序编制转向了软件组装。浪潮通软总裁王兴山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以前面提到的浪潮通软的“6+3+1+X业务模式”为例:如果说前两项(通用标准模块和行业专用标准构件)还可以从市场上购得的话(有的也需要自己开发),后两项(个性化需求和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就必须是自己的创造了。王说这4项的比重在不同开发企业和不同软件系统里会有所不同,“有的标准构件多一些,有的个性化东西和需要特殊处理的东西多一些”,但软件组装只“购买”不“创建”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提出异议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的企业要“做品牌的软件”和“品牌的企业”,其特征是“有行业咨询能力,能够提供行业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构件可以是买来的,但方案设计一定是面向对象的,解决的思想一定是自己的,组装的过程也一定是创造的。“神州数码、联想、东软、IBM都是这样子的,浪潮通软也是这样子的。”他评价目前中国软件企业“同质化严重”,软件生产的“PC化”转型如果无助于创建品牌甚或反过来扼杀品牌的话,那它就失败了。 

在软件生产的“PC化”转型中做着品牌梦和技术梦的远不止王兴山一个人。投身“软件大制造”的中国企业家们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硬件大制造”中OEM的角色,不希望那种“缺芯少魂”依样画葫芦给品牌厂商做代工的现象在自己的领域重演。 

圆中国软件技术梦和品牌梦的机会,同样存在于“PC化”带来的新的分工和经营模式的转型上。按台湾省咨询软件协会副秘书长程家麒的看法,软件组装模式将改变这一领域的产业结构,产生“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软件元件经销商”、“直接接触客户的软件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公司”三种新的商业形态。其中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专注于研究自己专长领域的软件元件开发”;软件元件经销商转向基于电子商务模式的软件“元件库”的建构;软件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公司则会发展成为“知识服务的元件整合商”。置身每一种商业形态中的企业,都可以沿着新的分工方向创造出新的技术品牌和企业形象来。 

西安交大博通公司技术委员会主席谢晓把“聚焦于更窄的领域深耕细作”看做“软件元件设计发展商”成功的根本,理由是这样做才有利于形成业务积累和技术创新。“譬如我们做管理软件就定位在采掘、线缆、纺织几个有限的行业,这几个行业的模式基本接近,便于开发出成熟的软件模块来。” 

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研究中心主任王克照批评那些不注重积累,做完一个项目解散一支开发队伍的做法是“违背软件规律”。他的看法与谢晓不谋而合:不应该把软件当做项目来做,而应当作为一个产品来积累,否则永远做不出“品牌的软件”来。 

王兴山认为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软件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即便是IBM做软件也不会全通吃”,它也是做电信、金融几个有限的行业。做技术做品牌的最高境界表现在微软公司那句话上:“要么不做,要做就是最好。” 

·评论· 

“玩”组装的背后 

谈及软件企业也“玩”PC机那种流水线组装的理由时,人们往往会引用C++语言的发明者、编程大师 Bjarne Stroustrup那句告诫:“永远不要重新发明轮子。” 

的确,既然“构件”是可以复用和商业化的,我们又何必事事“从头做起”呢?问题在于,许多事是无法用“应该”或“不应该”去衡量的。拿软件编程来说,“应该”的事多了,可如果你沿用“不应该”的老办法一样能赚到钱,又有几个肯弃旧图新的? 

显然,软件产业走到“玩”组装这一步另有原因。第一是用户需求方面的原因。由于技术更新、业务转型和业务规则的修订越来越频繁,“往往一个系统还没开发完就已经过时或满足不了企业需求了”。破解的办法莫过于买现成的软件构件组装。提高软件复用率还会降低成本,这也是用户最想要的。有人统计,软件系统的开发中若复用程度达到50%,则其生产率提高40%,开发成本降低约40%,软件出错率降低近50%,时间快出一倍以上。 

第二个原因是工程量激增。早期的程序代码很简单,20世纪90年代初已发展到上百万行,航天飞机有4000万行,空间站是10亿行。开发这种动辄成百上千万行代码的超大规模软件,不从“构件”开始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这就如同设计“奔腾”这种承载了960万个晶体管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必须从IP核(拥有知识产权的电路的集合体)开始,而不是从单个晶体管一样。 

第三个原因是开发人员的频繁流动。如今的软件人员通常两年左右就换一家公司,被称为软件行业的 “2yl(2 year’s loyalty)现象”。这在以前还不算什么,因为那时多是些短平快的小项目。现在都是大工程,若仍然一切从头开发,“跳槽”员工的活儿就得由别人接手,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会造成时间拖延和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导致项目失败。 

第四个原因是减少Bug。按AusCERT安全研究人员杰米的说法,在受到恶意攻击的情况下,一个缺陷都可能引起系统崩溃。去年发生的“仅仅通过5行简单的HTML代码”,黑客就可以利用微软IE6.0中一个Bug致该系统崩溃的事,曾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工程学的角度考察,减少Bug除了软件开发管理的科学化以外,选用标准化和成熟化的模块组装应是最有效的方法,后者可以把缺陷密度降至原来的1/5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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